军事力量功能区域中有公共信仰的党员应接受公意政党中央机关的直接领导，以保证军队中的党员服从公共信仰，但绝不干预政治（军人不干政是现代政权的通行原则）。
{11}36狭义的控制则是对作为行政行为的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这种控制模式在西方行政法中是主要的控制对象，在这个范畴的控制中，基本的控制模式是确立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原则。以祁门县人民政府《关于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为例，其设置的裁量基准非常具体，规范性非常强，在为行政主体提供裁量基准方面可与一般的行政法规范相媲美，如第14条规定：在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处罚种类和罚款幅度内，按照以下规定实施处罚：(一)罚款幅度的适用。
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这个似成共识的概念对于热衷于行政自由裁量基准的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是至关重要的。在特定情况下就一个有关法律义务的判决来讲，它们都为作出这一判决设定了标准，但他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却不同。即是说，我们在动机上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控制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控制的具体过程则是一个技术问题。【参考文献】 {1}[美]肯尼斯，卡尔普?戴维斯.裁量正义[M].毕洪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M].徐炳，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3}周佑勇.裁量基准的正当性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07，(6)：22-32. {4}王锡锌.自由裁量权基准：技术的创新还是误用[J].法学研究，2008，(5)：36-48. {5}[日]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M].吴微，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6}[英]威廉?韦德.行政法[M].徐炳，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7}[韩]金东熙.行政法Ⅰ[M].赵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8}[日]大桥洋一.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革[M].吕艳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9}关保英.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10}[日]盐野宏.行政法[M].杨建顺，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1}[美]皮特?纽曼，等.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学大辞典[Z].许明月，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2}[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M].信春鹰，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13}[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4}关保英.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合理条件[J].中国法学，2000，(6)：79-87. {15}[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M].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16}[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王献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进入专题： 行政自由裁量 裁量基准 。
正因为如此，盐野宏认为在行政过程中必然留给行政机关作出具体决定的余地。对有关事态事先作出应采取的具体措施的规定为困难或立法者尊重行政担当者的专门知识或政治判断。从实践中看，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极大滥权与西方文化中的极大滥权果然不同。
大陆新近爆发宪政之争，同样也在要不要移植的牛角尖中打滚。必须从中国历史文化出发来探讨中国的政治滥权模式，才能进一步去设计中国的有限政府制度。这样围绕着君子之德的政治文化，至今在两岸三地依旧存在。如果不能反求诸己，自我克制，迟早会遭民众推翻。
如何避免统治集团与统治者狼狈为奸营造这种超凡入圣的道德至上之权力，才是中国宪政道路上的最大挑战。摆脱欧美历史脉络的宪政学说，从中国历史已经有的有限政府文化着手，认清中国历史上政治滥权的主要根源，碍于道德滥权，继而滥情，然后再设计出限制政治力为恶的制度，是两岸宪法学界责无旁贷的合作项目。
《人民日报》文章提出宪法学的研究要有中国的精神，对极了。实则，他们是表达了对政府与民间菁英应该凡事克己复礼的期望。台湾在这方面就是过度依赖欧美的学说，不但不能做到有限政府，反而看到需要有能的政府时，政府无能。这样的极大滥权大大不同于欧美所设想的极大滥权，并不是政治力对抗手无缚鸡之力的老百姓，而是老百姓自动自发愿意接受动员。
在西方政治实践中，拥有制度权力的人就会腐化，因为他们透过制度攫取好处，迫害反对者，所以必须制衡，否则会为所欲为，像法西斯政府就是从体制内产生，促使宪法学者从制度上找寻解答。制度里应该采取制衡的人，恐怕早就吓得噤声不语，下焉者甚至一马当先表态效忠呢。中国的政治文化自始就认识到政治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因此古来圣人常从礼乐制度与典章仪式等处着手，劝服君子凡事要反求诸己。所以，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理想统治模式是无为，与传统欧美自由主义理想中功能有限的夜犬政府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时，能够围绕在领导人周围，或者能代传圣旨的人，根本不必在意制度的制衡。作者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进入专题： 宪政 。
然而，在中国政治实践中，每每是超越制度的道德力量，成为政治正确的某种至高标准后，导致整个社会陷入猎巫行动，自动自发迫害当时沦为政治不正确的代罪羔羊。一旦出现了超凡入圣的领导人，为他铲除反对者必然是正当的，把好处自动奉送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
实则，他们是表达了对政府与民间菁英应该凡事克己复礼的期望。必须从中国历史文化出发来探讨中国的政治滥权模式，才能进一步去设计中国的有限政府制度。如果不能反求诸己，自我克制，迟早会遭民众推翻。如何避免统治集团与统治者狼狈为奸营造这种超凡入圣的道德至上之权力，才是中国宪政道路上的最大挑战。如今已经陷入左右之争，情绪高昂，理智让位。简言之，中国固有文化就算不能清除菁英们借用制度贪污腐化，但已经足以限制拥有制度权力的人不至于无限扩张，社会有自发的力量会促使自私的领导人迟早回到群众路线上，并且可以周期性的进行体制内的调整。
这时，能够围绕在领导人周围，或者能代传圣旨的人，根本不必在意制度的制衡。这样围绕着君子之德的政治文化，至今在两岸三地依旧存在。
菁英倘若都能如此，则不论是有权力的政府或有权利的团体，都不至于为所欲为。在西方政治实践中，拥有制度权力的人就会腐化，因为他们透过制度攫取好处，迫害反对者，所以必须制衡，否则会为所欲为，像法西斯政府就是从体制内产生，促使宪法学者从制度上找寻解答。
然而，在中国政治实践中，每每是超越制度的道德力量，成为政治正确的某种至高标准后，导致整个社会陷入猎巫行动，自动自发迫害当时沦为政治不正确的代罪羔羊。作者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进入专题： 宪政 。
这样的极大滥权大大不同于欧美所设想的极大滥权，并不是政治力对抗手无缚鸡之力的老百姓，而是老百姓自动自发愿意接受动员。也就是说，老百姓不是站在滥权的对立面成为立即的牺牲者，而是老百姓为了避免成为整肃对象，被迫表现自己效忠，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大陆新近爆发宪政之争，同样也在要不要移植的牛角尖中打滚。20世纪后半叶以降，两岸相继出现文化大革命这种以政治正确之名遂行的压迫，说明中国的政治滥权不受到政治制度型态的影响，必须放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脉络中探究，才能对症下药，处理中国式的政治滥权。
这一种中国政治史上的主要滥权模式，在两岸宪政学说中至今没有碰触，而多数辩论都继续以要不要移植欧美的有限政府制度为课题。如果停留在欧美宪政传统里讨论宪法，就只能是西化或反西化的老争论。
一旦出现了超凡入圣的领导人，为他铲除反对者必然是正当的，把好处自动奉送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知道，假如他们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他们将会遭到社会的唾弃。
制度里应该采取制衡的人，恐怕早就吓得噤声不语，下焉者甚至一马当先表态效忠呢。 过度的道德伪装 根据一项大规模的长期研究，三地民众一方面反对政府以秩序或效率之名，对社会团体或国会进行干预或采取控制，看起来是自由主义倾向，但另一方面也反对民间团体或国会扰乱社会秩序，看起来则是权威主义倾向。
而不需要政治力介入时，政治力却肆无忌惮。摆脱欧美历史脉络的宪政学说，从中国历史已经有的有限政府文化着手，认清中国历史上政治滥权的主要根源，碍于道德滥权，继而滥情，然后再设计出限制政治力为恶的制度，是两岸宪法学界责无旁贷的合作项目。所以，无论他们多么自私，一定要设法定期的造福大众，取得无私无我的信用，才能继续领导。中国的政治文化自始就认识到政治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因此古来圣人常从礼乐制度与典章仪式等处着手，劝服君子凡事要反求诸己。
从实践中看，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极大滥权与西方文化中的极大滥权果然不同。中国政治文化下最难控制的滥权，反而是过度的道德伪装，造成了超凡入圣的统治者，引发愚夫愚妇的追随，任凭使唤。
台湾在这方面就是过度依赖欧美的学说，不但不能做到有限政府，反而看到需要有能的政府时，政府无能。所以，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理想统治模式是无为，与传统欧美自由主义理想中功能有限的夜犬政府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
《人民日报》文章提出宪法学的研究要有中国的精神，对极了它要求在民主的基础上服从多数的同时，又强调尊重少数，保障个体自由不受侵犯。